完善党领导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武装力量、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制度，健全各级党委（党组）工作制度，确保党在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
这不同于个人或团体权利，除了法定之外，还可以根据法律规定，由当事人意定，或者在法律之外推定。这样，人们的指望不就落空了吗？ 〔63 〕 国家治理中法治思维的协调性，是与其系统性紧密勾连的概念。
此种情形，因为周王朝以来天道远，人道迩的实际考量被大为淡化，但直到民国以前，神权与君权（政权）、族权、夫权一样，仍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24 〕。即人们以神治—教化模式理解法治，并由此生成错误的初阶法治思维。即使在当代，有些国家坚持法律至上、任何其他权威都必须服从法律权威的法治思维，而有些国家则依然坚持个人至上，法律服从个人或组织意愿，朝令夕改，可谓是未循法治思维的国家治理。我国先秦时期儒法两家的论争，希腊伟大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师徒的分歧，法学者们都耳熟能详，其在国家治理领域争论的核心命题，就是法律和个人相比较，究竟哪个更靠谱。这不同于法律思维这种由法律人——律师、法官和检察官等在解决具体案件时必须作为技术使用的思维。
自然，这需要所有权力主体比普通公民有更高的法治思维。做出决策要求我们在一个目标与另一个目标之间权衡取舍社会面临的……权衡取舍是在效率与平等之间。经研究后笔者发现，民法学研究中还存在着比较明显的19世纪想象，并试图以此裁剪中国的民法典叙事。
这种包容各种不同传统的解释进路在思想上被甘阳称为通三统命题，在宪制实践中被阿克曼称为代际综合命题相对于作为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核心要义的十个坚持而言，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核心要义的十一个坚持在概括和提炼以及准确表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一系列重要论述中的法治思想的思想内涵方面，所归纳的观点和思想内涵更加丰富、外延更加宽广、体系更加完整。在运用法政策学的知识来具体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中的问题时，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法治改革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还是法律思想，是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系统化的法理观点。
我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执政党通过自己制定的政策来影响国家宪法和法律，并通过在党政机构中的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来促进党的政策的有效落实，实现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政治领导。2016年12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要把道德要求贯彻到法治建设中。
我们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都是人民根本意志的反映，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作为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的科学构建也要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大体系上下功夫。这两个新增加的坚持进一步拓展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视野，扩大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指导领域，进一步巩固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指导思想地位。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概念和政策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视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各项工作的总抓手。
如何正确处理立法与改革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学立法是处理两者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一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包括了大量的法哲学的知识内容。在谈到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也保证了人民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主体地位。关于党和法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非常明确地指出：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伪命题。
但我国法学界并没有对涉外法治的工作领域作出过全面和系统的界定。没有全面依法治国，我们就治不好国、理不好政，我们的战略布局就会落空。
二、习近平法治思想理论体系的法知识学分类 虽然说法学界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研究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不久就开始关注，但直到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正式确认习近平法治思想，并提出了十一个坚持作为其核心要义，学术界尤其是法学界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体系化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对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概念在理论上加以科学阐发的过程中，法学界曾经有学者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政法思想的概念来概括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思想内涵的学术方案，但最终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正式予以确认的是习近平法治思想这一概念。
2014年2月28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立法、执法、司法这三支队伍既有共性又有个性，都十分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必须体现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方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对我们党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要及时上升为法律。法学界也正是在认真研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基础上，抽象出学术意义上的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概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以，针对少数人鼓吹的西方普世价值和西方法治理论和宪政观，习近平总书记义正词严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法治立场，即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各民主党派参政，没有反对党，不是三权鼎立、多党轮流坐庄，我国法治体系要跟这个制度相配套。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例如2014年第3期《法律适用》上刊发的国家法官学院曹士兵撰写的《习近平法治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权建设中的重要意义》一文，该文以习近平总书记法治思想为指针，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权涉及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
七是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所以，十一个坚持中的坚持以人民中心很显然丰富了十个坚持中的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思想内涵，进一步丰富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思想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处理立法与改革的关系，并以此来推动各项法治改革措施的出台和立法制度的完善。习近平总书记上述讲话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特质，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实际出发，提出了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两个法治大局，对涉外法治工作作出了明确的战略部署，为在涉外关系和国际交往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维护国家主权及安全利益指明了行动的方向。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上述判断是建立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中，包括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中所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得出的带有辩证法精神的新观点新理念新思想。
2018年1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进一步指出：宪法同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息息相关。2020年2月5日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在坚持好、完善好已经建立起来并经过实践检验有效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前提下，聚焦法律制度的空白点和冲突点，统筹谋划和整体推进立改废释各项工作，加快建立健全国家治理急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法律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了党的政策得到有效落实的重要性。要善于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形成法律，通过法律保障党的政策的有效实施，确保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法律法规要树立鲜明道德导向，弘扬美德义行，立法、执法、司法都要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都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其中，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九是全面依法治国与四个全面的关系。
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正确处理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关系。一方面，习近平法治思想根据其思想内容和理论体系可以作为法学学科领域的一门独立的学科，即当代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另一方面，习近平法治思想虽然内容博大精深、涉及面广，但在法理上也无法涵盖法学研究领域的所有问题，所以，在法学学科各个领域中，习近平法治思想仍然以指导思想和法律原则的方式渗透到各个法学学科的具体学科体系建设中。至此，以蕴含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中的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发展道路、工作布局、重点任务为思想内涵的习近平法治思想，通过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十一个坚持，揭示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为法学界从法理上科学和全面系统地阐述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构成要素、思想体系、学术价值和制度功能提供了科学和明确的政策指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和法学理论研究指明了正确的学术研究方面。每一種法治形态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论，每一种法治模式当中都有一种政治逻辑，每一条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种政治立场。
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也明确规定，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
具体而言，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内涵覆盖传统法知识学的法哲学、法价值论、法政策学、法制度学、法规范学、法社会学、法行为学以及法学学意义上的法历史学、比较法学、法逻辑学等领域，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内涵的归纳和总结也应当立足于上述各个不同层面和层次的法知识学领域。要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要对宪法法律保持敬畏之心。
八是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的关系。改革和法治相辅相成、相伴而生。
